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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生組成的“東方人棒球隊”，詹天佑（後排右數第二）是其中一員“留學教父”容閎◆ 符號
　　譚耀勛和容揆兩個人逃走了，可苦了剩下的孩子。1878年，清朝任命了一個叫吳子登的官員成為新一任留學事務局監督。“留學事務局的大敵來了”，容閎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吳子登本是留學事務的反對派，歷來把學生留洋看成離經叛道之舉；過去又與曾國藩、丁日昌不和，對曾、丁二公所創的事業，存心破壞，不遺餘力”。於是，新一波對留學事務局的攻擊開始了。這一次，為留學事業擋風遮雨的曾國藩不在了，中美關係惡化了(19世紀末期的排華浪潮正漸漸涌現)，留美幼童的某些舉動又給朝廷里的人留下了不少把柄。最終，容閎和李鴻章扛不住了。1881年，總理衙門上奏，請“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是日奉上諭“依議，欽此”。
　　十年前，這四個字開啟了留學的大門，改變了120個孩子的命運。如今，同樣的四個字再次改變了這些孩子和容閎的命運。
　　留美幼童的宿命
　　回國的那些人中，大多數被李鴻章分配到當時最需要他們的崗位——41個學生被分配到剛剛建立起來的現代海軍；17人被分配到電報學堂，其中8人後來成為了中國各省電報局的骨幹；7人被分配到開平礦務局的路礦學堂。
　　除了詹天佑之外，也有幾個昔年幼童成就過一番事業。梁誠，安多佛菲利普斯中學( Phillips AndoverAcademy)這所堪稱全美第一高中曾經的棒球明星，日後成為了中國的外交官。20世紀初，他一手促成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用於選派更多留學生赴美的計劃，接過容閎的接力棒成為新一代留學教父。內務府將皇室賜園——清華園撥給學務處，更名為“清華學堂”，用以選派留學生進行出國前的培訓，這個清華學堂便是如今清華大學的前身。
　　有個叫李恩富( Yan Phou Lee)的學生也值得一提。回中國前他在耶魯讀了一年，1884年在傳教士的幫助下回到美國完成了學業。他是繼容閎之後又一個天才級的學生，隱隱有容閎當年的影子。大學二年級時，他就在第—學期的英文作文比賽中獲得一等獎。之後他又在講演、辯論等多種語言文字的比賽充分展示他超人的語言天賦。畢業後三年，他在美國出版了自己寫的書《我在中國童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美國第一個亞裔作家：之後結婚生子。當他似乎可以過上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生活時，他卻像容閎一樣，走上了一條異常艱辛的道路——對抗排華浪潮。他在美國四處演講．寫下“Chinese Must Stay”等多篇至今被收錄在美國曆史教材中的著名文章，希望能改變在美國鋪天蓋地的排華浪潮。然而西部華工一盤散沙，美國社會也不待見李恩富。他只能四處漂泊，居住過無數城市，為無數報紙打過工，最終客死香港。
　　1884年，回國三年後，一個叫黃季良的昔年留美幼童從福州馬尾的“揚武”號上給在上海的父親寫了一封信：“今法人犯順，已入馬江……望父親大人勿以男為念，惟兵事究不可測，男既受朝廷豢養之恩，自當勉盡致身之義，猶記父親與男之信，囑以移孝作忠，能為忠臣即是孝子等語。男亦知以身報國不可游移膽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極之恩未報，於萬一有令人嗚咽不忍言者，男日來無刻不思親，想親思男愈切也。”字字泣血。—個月後，中法海戰爆發，福建水師全軍覆沒。黃季良和他的三個同學（薛有福、楊兆楠、鄺詠鐘）陣亡於此役。東方人棒球隊的照片上，前排右數第一人便是鄺詠鐘。這三個人，都是麻省理工的學生，均被提前召回國。這一年，本該是他們畢業的一年。同樣，整整十年後，甲午海戰爆發，又有三個昔年留美幼童陣亡。
　　冥冥中，似乎有個宿命在操縱著這些昔年留美幼童的人生。無論是耶魯畢業，還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似乎終究難以逃脫悲劇的宿命。少數幸運者，如詹天佑、梁誠和唐紹儀（民國第一任總理），在民國中後期卻也泯然眾人，未能繼續為中國放一異彩。
　　橘生淮南則為橘
　　橘生淮北而為枳
　　1881年7月23日，留美幼童啟程回國之際，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這篇社論的最後幾段，或許是對這代留美幼童命運的一個預言：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政府認為這些學生，他們花的是政府的錢，就應該只學習工程，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對他們周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要無動於衷。這種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這些孩子已經學會了電報技術，而眼下中國政府還不准許在天朝聖國的土地上建設哪怕是一英里的電線。他們已經學會了鐵路建設知識，而大清國剛剛拆除了國內唯一一條鐵路線……
　　當年李鴻章和倭仁唇槍舌劍，舉國上下卻似乎沒有人意識到西方的制度是因，而船堅炮利是果。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而為枳，只是把結果引到清朝這片體制環境全然不同的土壤上，終究無法枝繁葉茂。又想船堅炮利，又想不改變自身腐朽的制度，註定了晚清這場救亡圖存的改革只能是鏡花水月。
　　第一代留美學生開啟了“開眼看世界”的大門，卻只執果為因，囿於科學技術的細枝末節，未能得窺西方文化制度土壤如何催生富強之果的全貌。當然，即便是照搬了其制度，而不顧中國國情，也同樣會是南橘北枳。其實，中國文化本自博大精深，權力制衡、科技發達、經濟繁榮早見於唐宋時代。或許追本溯源，找到適合中國文化土壤的社會體制之根，才能結出繁榮富強之果。
　　摘自《社會觀察》2013年第11期　　（原標題：中國第一代官派留美幼童的歷史碎片（下））